[36] （三）告知义务的法律效果 对于完全未作出告知行为的行政行为（通常表现为不作为形态），应当判决被诉行政行为违法。

此要求行政机关说明政府信息不存在的理由，以便法院形成自由心证，排除合理怀疑。3.以申请时为信息存在状态判断时间节点 笔者认为判断信息是否存在的时间节点应当以申请人申请时为准，而非信息存在之时。

信息不存在是自始不存在还是查找时不存在？原国务院法制办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读本》（下文简称《信息公开读本》）对此问题作了更为细致的界定，区别了自始不存在与现阶段不存在两种情形。参见章剑生: 《论行政行为说明理由》，载 《法学研究》1998 年第 3 期。学者对政府信息不存在的认定标准也有一定研究，例如有学者从整体出发，指出法院应当结合法律对执法过程（过程分析）和职责要求的具体规定（职责分析），去审查、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应当具有该信息，且职责分析和过程分析有着递进关系，后者更为重要[24]。[37] 笔者认为，按照我国的现实情况，如果将说明理由定性为强制性效力，即对于未说明或未完全说明理由的行政行为，一律认定其违法并撤销，未免太过严苛。对于应当告知而未作出告知行为的行政行为，理应认定其程序违法。

以现有证据为依据，对认识对象（政府信息是否存在）进行识别和分析，并最终类型化，强调以证据为依据只是要求司法认定所依据的材料应当客观。信息不存在的对立面并非是存在，而是涵盖了其他不同情形，诸如无需判断是否存在不得判断是否存在由其他机关掌握的信息等。带着强烈的欧盟怀疑主义，宪法特质这一教义被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用来审查《基本法》中不可违反的核心内容（Inviolable Core Content）是否在适用欧盟层级的法律机制中得到了尊重，尤其是考虑到后者必须以欧盟法上的授权原则为前提——欧盟的权力来源是成员国以条约为基础的主权让渡，其行动能力也受制于此。

和规定（Regulation）一样，指令也是经共同体立法程序制定的成文法。但成员国作为独立主权国家，也能争辩让渡给欧盟的权力内容上具有最终权威。2009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宪法特质教义看似是《里斯本条约》时代关于谁有权审查欧盟机构的行为以及欧盟法律这一问题上欧盟内部不同层级法院之间直接冲突，现实中这一教义的功能和意涵依然契合欧洲一体化自始以来关于共同体本质的张力结构，同时极有可能在未来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新议题上再度出现。刘晗：《逝去的欧洲公法》，载《读书》，2018年第7期，第11-18页。

但是出于审慎，欧洲宪法特质不应在欧盟政治一体化进程中被滥用。另一个值得未来研究观察的动向是，新兴领域如网络治理，同样可能出现成员国宪法裁判对于欧盟法及其相关执行机构的审查。

基于欧洲的集体身份，这一个欧洲宪法特质流动且易变，应该契合超国家的宪法结构，从而达到多元族裔的共存和对这一宪法结构的共享，同时又可避免过度强调民族性（Ethno）。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机构建立时在共同体中没有法律基础，也没有条约来明确它与共同体机构的关系和在共同体中的作用。90. TEU4(2): The Union shall respect the equality of Member States before the Treaties as well as their national identities, inherent in their fundamental structures, political and constitutional, inclusive of regional and local self-government. It shall respect their essential State functions, including ensuring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the State, maintaining law and order and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In particular, national security remains the sole responsibility of each Member State. 91.  Armin von Bogdandy and Jürgen Bast, The Federal Order of Competences in Armin von Bogdandy and Jürgen Bast, eds., Principles of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Law, Hart Publishing/CH Beck, 2010, pp.297-298. 92. Mario P. Chiti, Judicial and Political Power: Where is the Dividing Line? A Praise for Judicialization and for Judicial Restraint, European Public Law, European Public Law, vol.21, 2015, p.71. 93. Judgment of 30 May 2006, Commission v Ireland (MOX Plant), C-459/03, EU:C: 2006: 345, paras 63, 121 and 132. 94. 如果回到本文开头所述2020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欧洲央行政策的违宪这一事件，它最新的进展是：欧洲委员会在2021年六月正式发送了一份告知书给德国政府，要求德国政府两个月之内予以回复。实际上，本文开头所言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判欧洲央行政策违宪案，其在欧盟层面引发的连锁反应就已经能体现这一点。

在特定情形与条件下，共同体条约直接赋予个体权利，得在成员国法庭被唤起（Waken），并且成员国有确认和执行的义务。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中坚持自己对共同体法的审查权，认为国家主权让渡给欧盟违背了《基本法》原则，法院有权否决国家向欧盟的权利让渡。这一案件被称为Solange III或者马斯特里赫特判决。但是，初判程序有效运作的前提仅仅是成员国法院实际上尊重欧洲法院的判例法。

65. 当时大部分指令的主要内容是规定某项共同体立法或者政策在某一成员国实施的最后期限。本文主张，未来研究在不同的研究进路中容纳Constitutional Identity的双重中译：在诉诸德国公法相关理论资源和规范意义上，可使用同一性这一译法。

在欧洲一体化持续受到新挑战的当下，以及在不远的未来，维护统一的欧盟法秩序可能更加依赖政治机构对于欧盟法优先地位的推崇与强调，成员国宪法裁判与欧洲法院在此的司法对话乃至裁判博弈将牵连到成员国与欧盟层面更多的权力机构，司法教义由此具备政治意涵。除了建立原子能共同体和共同关税市场，《罗马条约》为1952年成立的共同体法院机构提供了更为清晰的制度安排与功能定位：共同体法院由7名法官组成，其职责是解释条约，保证在解释和执行条约时法律得到遵守，并受理共同体委员会与成员国之间，以及成员国之间涉及到条约执行的争论。

简言之，如果联邦制是德国宪法特质的重要构成，那么一个逻辑上的结果则是：德意志联邦不可能置于另一个联邦之下。四  共同体宪法秩序的内在冲突 在共同体法至上原则确立后，伴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成员国法院如何接受共同体公法秩序中国家主权的让渡是一个复杂而附带条件的过程，集中体现在成员国宪法裁判关于欧共体/欧盟性质的判断。摘要:  欧盟一体化曲折进程的表现之一在于成员国宪法秩序对于欧盟法优越地位的排斥。1948年意大利民主宪法也表达了为和平目的而限制主权：在同其他国家地位均等的条件下，同意为了需要建立一个能保障国际和平与正义的制度而限制其主权。为了行文简洁，下文将统称为欧洲法院。所以，在程序上需要征求欧洲议会咨询意见的领域，理事会不得在尚未获得欧洲议会意见的情形下擅自通过相关法案。

不仅如此，欧洲法院罕见地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发表了声明，声明强调为了保证欧盟法制统一，欧洲法院是有权审查欧盟机构的行为是否符合欧盟法的唯一法院，这也是当时共同体为成员国法院创设欧洲法院的初衷。作为一份限制欧洲宪法秩序一体化的判决，里斯本判决使得德国联邦议会届时无法批准《里斯本条约》。

为解决在这一紧张关系中取得平衡，法国宪法委员会认为1958年宪法并没有阻止法国在限制主权的互惠前提下加入国际组织，但在共同体的公民身份、单一货币政策以及自然人的自由流动三项安排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因有可能侵犯法国行使国民主权而被判违宪，主要原因是前述三项安排皆与1958年宪法对于法国公民选举权的规定以及国民主权的不可分割性产生了冲突。所以，本文将首先在欧盟法的论域中揭示宪法特质教义的规范功能与现实意涵，希冀引发争鸣或者形成共识。

自欧洲一体化的尝试正式启动之后，各主要参与国关于欧洲一体化路线一直存在欧洲联邦和政府间主义两处明显分歧，分歧的关键在于共同体的机构是否拥有独立于成员国的自身权能。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于2009年做出的里斯本判决证立了宪法特质教义，受到其他成员国宪法法院在判决中的追随。

迄今为止，欧洲公法议题在中文研究中相对深入的讨论，则依然散见于历史学、政治学与国际法学，法学中零星的现有研究亦未触及整体性和框架性的分析。所以，欧盟的权能只得由成员国授予，并以获得授予的权能范围为限。时至今日，我们能看到《里斯本条约》之后的欧盟已经历了显著而重要的变化，也面临着诸如难民潮、共同安全和英国脱欧的严峻考验，而这些政治现实或隐或显，在未来一体化可预见的变动环境中，依然可能在成员国宪法裁判中重新唤起特质审查（Identity Review）以影响欧盟一体化的新动向。87. Decision 92-308 DC of 9 April 1992 (Eng), para 27, 45, 50. 88. Neil MacCormick, The Maastricht-Urteil: Sovereignty Now, p.260. 89. 及至20世纪90年代，《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纳入辅助性原则，目的是为了限制超国家层面的立法权。

宪法同一性有强烈的规范意涵，目前只在德国宪法理论和教义上有成熟发展，现实中典型的裁判活动就是通过不可修正条款（Unamendable Articles）来审查宪法修正案。早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法院首先通过Van Gend en Loos一案确立直接效力原则，即共同体法的效力对缔约国国民直接适用。

在这样的宪法架构下，欧盟自身可能的宪法特质也需要定义，并且一旦经由欧盟层面的司法裁判定义，欧盟自身的宪法特质也需要免遭欧盟层面政治妥协的变动。但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共同体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指令出现了广泛使用，这一现实将指令是否具有直接效力原则推到了欧洲法院的面前。

自2009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里斯本判决开始，宪法特质迅速成为欧盟成员国裁判本国宪法秩序优越于欧盟法的典型教义，而且还对欧陆的比较宪法研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28. Michel Rosenfeld, The Identity of the Constitutional Subject, Cardozo Law Review, vol.16, 1994, pp.1049-1110. 29. 1993年11月1日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即欧盟成立的条约，在先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也更名为欧洲共同体，后者一直到2009年12月才被《里斯本条约》以欧洲联盟的正式称谓承接。

在现有的英文研究中，近十年来不断将里斯本判决作为重要研究对象的欧洲公法，其发展日趋完备，主要关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宪制结构发展问题，包括宪法性条约在成员国的实践。50. 黄正柏：《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国家主权问题研究》，第149页。民族国家理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使得欧洲进入民族主义的高峰，而二战后政界与思想界的讨论中，欧洲联邦则被视为是克服国家主权绝对化和极端化后果的一剂良方。所以就宪法理论与研究方法而言，本文还意在揭示：因教义学天然追求内在的体系化与理论自洽，宪法理论研究往往会丧失对宪法秩序在现实中变动和演进的细腻体察。

1979年3月共同体委员会将一项关于名为Isoglucose的糖类法规修改案提交部长理事会，根据法定的咨询程序，理事会征求欧洲议会的意见。如果德国政府的回复后欧洲委员会判定德国没有履行欧盟法下的成员国义务，那么这将成为一个独立的案件呈送给欧洲法院。

法院对此持否定意见，见para 48。欧洲公法组织（European Public Law Organisation，EPLO）这一学术机构，创立于2004年，三年后开始实质运作。

不仅如此，二战后美苏争霸的背景下， 关于欧洲联邦的政治主张也暗含在战后欧洲驱逐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阴影的意愿。当时欧洲议会认为，若这份修改案要在当年7月生效，那么欧洲议会需要在当年4月给出咨询意见。